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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有些观点乃至心理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六十年代,您要是问红卫兵小将一句神的有无,那可是九死一生的绝问。这情形要是挪到中世纪的欧洲,那也是一生九死而已。用国人发明的词汇叫做"朴素的阶级感情"-惟其朴素,方为原始。在神的问题上,有神论无神论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有时这人就是需要一个上帝,他没现成的也会造出一个来。摩西找上帝刻十戒没了人影,希伯莱人就拉出头金牛来拜上-这是有神论者的例子。村里老爷老婆还在拜菩萨,他们的后代红卫兵小将却打倒了一切,最后包括他们自己。别,他们还有的拜-毛儿席照得心里透亮。拜活人在必要时也成-这是无神论者的例子。

可见,那最神圣的不一定叫上帝。一种心理需要使然。

迷信不?别那么负面。

一个问题,没有一个民族宗教,有没有国家自然地产生?考古好象还没有如此历史的证据。最新的国家代表大概可以举美国为例。那时五月花带来了新移民-清一色的上帝的信徒。在宗教包装下的道德束缚加之人种的亲和,使这些本身豪无拘束的活生生的个体由村落到州县的不断扩张之而最后成为联邦美国。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宗教的单一性,会否有今日的美国?

如果考察一下每个文明的历史,有一个共通的特点。每一民族的原点都是在神的照顾下发展起来的。唯物论者说,这是因为人类面对大自然的软弱-神是民族存在的一个不相关的结果。我以为这有失于肤浅。历史的观察完全可以反过来:正因为有了神这个凝聚力,一个民族才有可能成为凝聚的一体而在弱肉强食的竞争中生存下来。民族的诞生和发展离开不了宗教。

也许,中国是一个例外?老祖宗的原点虽然也是某种图腾崇拜,但除了女娲大禹的神话,儒家的道德说教简直称不得什么宗教。那么是否中国就没有了神?否。我们国人比蛮子伟大一些,他们现实得只是在形式上拜一拜至圣先师或是老君菩萨,真拜的其实是活人。这样说来,中国人其实一点创意也没有,其言其行和世人有著共通的规律,在极乐世界,人说那是"君权神授",在中土,老祖宗说是

换了个词叫"天子临朝",我们当代有中国特色的说法是"法德兰(注:鬼子话Fatherland)"-其实都是一个意思,一个特定时期特定的需要。国人需要一个神,来凝聚他们对自己起源的定位。

于是我们总是有一个主子,他昨天叫天子,今天是"法德兰",后天恐怕是总统吧?反正是无比神圣。在神圣中,他们忘掉了自己还是人类。

什么是宗教,难道还不明白?

在封资修扫地出门的年代,老毛驾幸韶山冲的一间小庙,可以黄鹤已去,哪来的鸟鸣呢?老人家叹到,老百姓还是需要一个菩萨的,有病有灾时拜一拜,有时病就好了。

菩萨倒了,老毛死了,可是法轮功李老师现世了!

兄弟领教了近日来来自某些大陆文人对法轮功的"伪科学"性的批判。用真伪科学评判法轮功,好比苹果和柑橘的对比。对法轮功的"伪科学"性的批判,得到的回答多是练功者的内心体验的描写。一个在说之以"真",而一个答之以"信"。这种批判于是成了不著边际的游戏。言及"信",就超出了科学的范畴;因为为科学者,不讲"信", 故批之没有意义。可惜的是科学还不能对人的心理进行分子水平的理解和控制,科学对"信"的批判,就永远无效。西人有古语,说是把上帝的还给上帝,把凯撒的还给凯撒。咱平头百姓的话说是鸡要吃鸡食,鸭要吃鸭饭。

至于正邪之争,就更无聊了。批评者大概都是正教中人,一口一个邪教。既然是个个可以自立正宗了,自然都能认出"邪教"来。兄弟佩服,兄弟佩服。

兄弟有机会见过原北京中国发展联合会(中发联)监委某女士。自称佛教徒。一开口就是人要有德,要清心寡欲。要入仕成圣救世界(据说是大乘佛法)。谈起她和中发联的工作,就谈到他们可以轻易为反贪收集到上万签名而成为会员。中国社会走到今天,无疑又面对新的扰动,而社会的触痛是现世的礼崩乐坏。法轮的应世而出并不奇怪,如此世界,总要出个什么罢!

于是,在"信"之下,才有了所谓"真"所谓"善"所谓"忍"的对现世物质主义的反动。它已超出了气功,超出了科学,而走进了信仰的范畴。

新的信仰的出现并不可怕,只要在法律的框架下运作。超出法规的活动是理应弹压的。如果这一次政府能够依法办事,在良性互动中,也许对历史的发展不乏好处。而法轮功这种低档粗糙的准宗教活动,也许能在权利的争取和约束的互动中,自我教育,从它的义和团模式脱胎换骨出来。

当然,这是书生之见,胡说胡听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