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曲新唱集》

母亲最爱谈的就是她的青春年代：参军，学医，然后是隔着鸭绿江东望，那里将是她的战场也是归属；连年由后方医院递补的军医是没有一个回来的。５９年停战把这一群风华正茂的年青人转业到了内蒙参加包钢建设。

那正是疯狂的年代，人人都在挨饿。年轻幼稚的前战士们压根就没有想到他们面对的是怎么样的世界。她的粮票在入世的第一个月份，就不翼而飞了。那几乎就是死刑的宣告，在一个人人嗷嗷待哺的岁月。她靠着战友们支援的黄豆萝卜干支撑着，人开始发胖，发虚。

人人都在浮肿，而上级却要调人支援农业第一线。没有人要去，没力气。母亲却自告奋勇地去了，反正留下也是挨饿。

否极太来。她跟随的是包钢的一位经理。每天定量的馒头吃不完，她和战友们一起小心的切片晒干。经理有本事，没肉就打猎。开着吉普打黄羊，更多的是抓黄河大鲤。每次分鱼，几个女孩就会餐一回，叫鱼头大餐。鱼体却腌了晒干，作为将来的食品，也是精贵的礼品。她远在广州的父母就以为大鲤胜似火腿肉。

当然开牙的时候不多，否则也不会记忆如此之深了。农业第一线上可以收集西瓜皮。也是削片晒干。吃西瓜皮没什么讲就，炖和炒而已。几个月支农，她的浮肿竟好了，还带回大批战利品。这一场饥荒噩梦之后，她有了一个特殊的喜好，酷爱西瓜皮。

母亲来美四个月，一有机会，就为我做西瓜皮汤。她的不善烹调和她处理瓜皮的精心，让我惊异，让我忆起小时窗台上晒瓜皮的小篮。每每这时，我都会伴着卡拉ＯＫ，唱起《共青团员之歌》，她曾唱着这首歌走上前线。在歌声中，我们有着共同的回忆。

这一段苦但难忘的岁月。暮年的她和壮年的我仍然不忘于西瓜皮。

再讲一个母亲的故事。

想象一下一个南方的世家姑娘会怎样在内蒙大草原上挨蒙古包出诊行医。一缰在手万里奔弛？没有的事，两条腿可不是白长的，走！要是好运，可搭头儿的吉普。

姑娘都些许有些洁癖。草原上方便一下虽然不雅，不过是叫男同志快走几步不可回头的尴尬而已。最要命的是没处洗头，更别想洗澡。草原的风把姑娘们的乌丝都染成了黄发。

终于发现了一口井，水清见底。几个姑娘眼都直了，终于可以洗头了。说干就干，她们爱美的天性一发不可收拾。头洗完了，姑娘们用毛巾揉搓着乌发，个个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地微笑着。

几小时后，带队的头儿却发现这些容光焕发的姑娘们眼更直了，一副戚戚不知所终的狼狈。她们头发竟再也梳不开理不散的定型了。那井水邪门。

这几天头儿很不快：姑娘们死气活样再不呱噪如鸭了，连他最受欢迎的笑话也没人答理。正好路过黄河，头儿下令停车，勒令姑娘们去用黄河水洗洗，“跳进黄河才洗得清”头儿火大。望着黄汤，姑娘们这份踌躇怀疑，可终于还是俯首就洗了。

车又上路了，洒下姑娘们不停的呱噪，风又吹开了她们的黄发…头儿笑了。

记忆中，石大娘长得特象红灯记里的李奶奶，而大爷却魁武瘦削，直有天神的味道。每年近春节时，都会想起他们，大娘手里百纳的鞋底和大爷面前烫酒的小盅。我在石家长大。

顺着家前的马路望到头就是大青山，远远的，朦朦的横亘连绵。我幼年常幻想着大青山中的仙果寿桃，春夏有人会从那带来杏李桃枣，也有那不名的鲜花。那是包钢“昆都伦区”。我一半的日子周游在母亲所在的职工医院，人人都疼爱我这只小猫小羊羔。另一半日子我是邻居石大娘家的老虎地头蛇。大娘一家是山东泰安人，却一口东北方言。

石家的菜色永远是新鲜的。每每石家漂出炒芹菜的异香，我就会闹着要去蹭饭。我爱极了饭桌上的烧酒的香气，和大爷茶缸里埋太的茶污。我爱学大爷大娘满口放粗，然后被母亲拧着耳朵信誓再不犯案。有时母亲夜班，寄宿的我就更恃无忌惮，睡前总要爬上大爷肚上，“驾”马跑上一回，大娘就在一旁怂恿地嘻笑。夜半，老式的挂钟会发出悦耳的叮当。

逢年过节，母亲都会送石家些小礼。不外是椰子糖巧克力之类的东西。有一年这些东西一下变成了高粱饴花生米。花生米不多，大爷却总吃得很慢，一粒粒的品，伴着小口的热酒。而大娘此时讲的定是山东的风情。母亲说那礼是父亲寄来的山东特产。

父亲来了，家里天翻地覆一般，据说是接全家调往山东。大爷忙着钉了几个大木箱，一切都打包托运。天天都是宴席，医院的叔叔阿姨家里轮流转。我们和石家专门上照相馆一趟，我被人左右组合亮了不少像。我爱热闹，父亲无疑带来了狂欢。

后来，我们合家上了去火车站的卡车，送行的车厢内挤满了人。我蛇行鼠串的四处邀宠，而身边的两个女孩早已是泪水涟涟了，大人们的谈吐也失去了往日的毫放，只有我还是依然。我不耐烦地期待火车开动，大娘手紧拉着我的手，嘴角还是慈爱，眼中却没有了已往的从容。火车已在缓缓开动，母亲小声要我和大娘说声再见，声音竟些许发颤，母亲在拭泪。窗外送行的人们在飘然远移，大娘手还是遥遥的挥动，费力的跑着追赶，望着她花白的头发和枯瘠的手，我突然才意思到我将失去的一切，锤着窗子，我号哭起来…

哭不回的是他们远去的身影和我童年的玩伴。车行两个小时，我一直扒在窗上，哭声伴着车轮的轰响和母亲的叹息，我挥别了大青山。

今儿又是春节…

８０年。自从我开始历史化学连接第一，老师就盯住了我。同学们在流行写入团申请，已是第ｎ批的宣誓了，偏偏这个尖子没有动静。几个好友都是团员，后来竟有Ｘ专门问我为什么不积极入团。心性无猜，我回道：不入团就不是好人？这团有啥好入？说的特气壮山河。

捅了马蜂窝了。没两天班主任揪住我，脸上竟几分怒气：听说你说不想入团？诚惶诚恐，我有些不自在了：好象说过吧。几乎是吃奶的劲压住了声音的颤抖，可脸却憋红了。老师更生气了：你到底怎么想的？我真是唬到了，什么时候老师有这副嘴脸？几个断续的单音逃出我的喉咙，突然我脑袋里灵光一闪，一句官冕堂皇的话冲口而出：我总觉得还太不够格呢！我得救了。老师严厉的脸开始松弛，最后简直就是慈祥了。“够不够条件是一回事，有没有这个要求可是另一回事呀。”

在校门口又碰上了Ｘ。我突然明白这厮是个探子！想骂他一顿，可他却先问了：你咋改口了？我一呲牙：不进步不行啊…几分无奈。接后一星期历史化学几个我最敬爱的老师也纷纷发话了。我终于交上了入团申请。

三个月后我已是支部书记。我惊于这样火箭式的提拔，但心里可真的有了几分，简直是十分的认真了。新官上任第一把火，我一掰手指，咱们多多发展新团员罢！再掰下一个，脑子里空荡荡的，忒窝囊。一片鸦鹊无声。

只好从我做起，做什么呢？咱一直达不了标，体育刚及格连三好都没边，这支书就边上去吧。这个我管得了。于是球场上人人痛骂我这臭球篓子；跑道边也常见我象小狗一样狂喘，混了个一千五长跑刚及格；操场上我那投弹的“雄姿”，要是玩真的当然炸死的也将永远是我自己。好歹游泳引体向上咱拿全分，我终于达标了。这大概是我这个团支书唯一的变化吧。

一年后，我又升了：校团总支副书记兼班团支书。官大才庸。能作到的就是到区里考几个第一孝敬老师。我在为别人而活着，为了他们对我的爱护，我才把这些官当下去。我不过是老师们为校争光的卒子样板而已。在我毕业的时候，母校终于成了省重点中学。

记忆中还记得偷听到的同学们的私语：咱们支书当官可是庸才！我开心地笑了。不管如何，我这支书把全班都发展入团了。也就一个手指头，没白掰！

后来嘛，北大门风坏了坏了的，小兽我乱读书，思想越来越复杂。老师邀请写入党申请的事也发生过几回，在某次旁听党组生活会上，见各位老师念咒似的重复一句话“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和党中央保持绝对一致”，从此倒尽了胃口，提前进入了不惑之年。至于为什么从此＂自绝于人民＂，而没粉身碎骨，就得请有志者查一下我北大的ＧＰＡ排名了。

数月前曾在网上诚征图案以用作软件Ｕｎｉｃｏｒｎ　Ｅｄｉｔｏｒ的Ｌｏｇｏ。不想好人没有，最后只好自己动手画图了。

既然我写的是汉字软件，日本韩国台湾大陆都是汉文化，当然要从汉字着眼。于是我搅尽脑汁想找个可以代表汉文化的图腾。最后落眼在天安门前的华表上。

从小我就有天安门华表的留影，母校北大偷自圆明园的两根就更不必说了。从小见过的唱片上中国唱片的商标也是有根华表。华表可不是有点汉文化的味道？

工程开工，我硬是把北大华表从ＷＷＷ上拉下来，用ｐｈｏｔｏｓｈｉｏｐ特效处理，背景深蓝，一线阳光斜下，辉映着这巍巍中华…

我正淘醉在这伟大的图案中，背后我那老美师弟开口了：那是什么东东？稍一沉吟，这是个菲力士罢？我心里暗感不妙，更精确的说是不祥。菲力士是什么东东？这回轮到他迟疑了。好久，他翻开一本书，推到我面前，赫然一柱擎天，那开辟万物的阳具，我竟呆了。

哎，菲力士华表，我咋就没想到？

说起过年，就想起天然气。记得在国内过年总有几天要挨冻。其时学院取暖用天然气，由天然气站统一供给。可每年一快过年，这火就一天天见小，最后气小得只亮得象火柴的蓝苗苗。刚到山东的第一年，可是冻得每天人出不了被窝，熟米出不了锅台。

据说，是天然气管道被冻住的结果。后来，在各种方法试过之后，有聪明人想了一个办法，从此全院师生员工万家生佛：

过年前来两车皮年货，感谢天然气站的师傅们。于是人们可以丰衣足食直到十五…

上山下乡咱没赶上，向朝阳农学院学习成风时，咱正好是―劳动委员，分配劳动用具，带头甩膀子吆喝。

附小分了两亩地。原来的树苗苗圃要改造成上好的稻田。地是盐碱地，只有水才能把盐压下去。每星期我们出工两个下午。水渠要开，树根要挖，碱土要翻，稻秧要插，大粪要我们淘！

小孩干劲冲天，我就更得如此了，这官是劳动委员。那时我们才十一二岁。

春秋两季，大家最爱的就是劳动课。一把锹，一担粪筐，几个晃悠的人影，我们周游数里，收集羊粪蛋马粪球牛屎饼。这种风干的东西其实不赃。天高草低之下我们兴高采烈。春天我们可以大嚼新发的茅草芯，秋天总有劲大的要下挖一米，挖出一窝窝可爱的肥田鼠抱头逃窜。

夏天锻炼我们的灵魂深处。稻谷新发，小孩们要淘大粪。那时没有马桶，厕所很简单，下挖两米建个粪池，上面水泥和砖一糊弄，人一蹲，就可以噗嗵嗵了。淘干粪也就气味一点，打粪稀才叫艰苦。粪稀就是人粪尿在粪池里发酵后的粥状物。已往总是拖拉机用泵一抽，到稻田一放就成了。现在却要半大的小孩来用粪桶提上来，再跑上一来里地，或倒入稻田，或送去沤稻草。老师其实是最辛苦的，总是怕学生掉粪池里，以身作则地跨在粪池上提粪稀，偶尔换手，还怕出事不敢离开一步。学生都是大学教师子弟，若大的粪桶必须两人才扛得动。最惨的是走在前面的，粪稀溅出来躲也躲不开。记得一次有位同学忽觉屁股上湿润，惊急间一个劲要拉过后衣襟闻上一闻。苦哉被老师发现了，她定是也被粪稀熏晕了，劳动后总结时大骂，粪稀有不臭的吗？闻什么闻？这是资产阶级臭思想的表现。没有大粪臭那来五谷香？孩子们听了脸都臭臭的，大概是被熏了几小时的结果。看人挨骂，自己也学了乖，衣服上沾上大粪，装得眼不见心不跳的，叫做“陶冶情操”。每次回家，母亲发威般堵住门，＂出去，给我洗…＂

冬天锻炼我们的火热干劲。这本是农闲时分，可我们还是得到盐碱滩上拣牛羊粪。走不多远，手脚就冻得发僵。我们对付的方法是放火烧荒。盐碱滩上的草地是一滩滩的。从上风口点火，火一烧一片，我们就追着火跑。火烤得我们脸上心里都红彤彤热烘烘的。当然放火不能给老乡看见，一次我就被愤怒的老乡举着铁锹追了半里，我放的取暖的火离他的土坯房太近了。

这样的劳动从附小附中概有三年…

工农兵上大学，名义好听，对群众特煽情。

在文革后期，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共九大后的大学门庭里，只有些腐儒了。然后就有了所谓的工农兵上大学的创举。七十年代前半期的这一社会实践到底是怎么回事？作为大学教师子弟，有幸看了和听了很多工农兵学员的事，和大家分享一下。

据说工农兵学员的大学资格是看其根正苗红由基层推选出来的。这个有待当事人自己来证实。不过工农兵学员的基础奇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有机会来到高校接受＂高等＂教育：什么教育？

他们要从头来过，先不说英文他们要从ＡＢＣ学起，数理化也要补过。我看过大量的工农兵学员的讲义，初中时再看，发现其水平只是初中程度而已。对比文革前十七年的大学教材，完全是小儿科。学员中不乏有过高中教育下乡后回来的知青，但学员总体水平决定了工农兵学员受教育的实质：对一小撮幸运儿的阿姨式的补习班！

学员们学得非常苦，他们起步于初中水平，拔高式地要成为大学水平，这很有些大跃进大炼钢铁的味道。对他们本人，他们感谢涕零，党是母亲是恩人。可他们成了什么样的有用之材？文革后的资格审查考试回答了这个问题：前工农兵学员们大多不合格。

教师也有着难言之隐，满腹经纶怎么教？很多人选择了沉默，教哪是哪。这遗留下一个很有感情色彩的历史问题，我们好不容易炼了大批废钢铁，可怎么办？对国家，这是一场噩梦。

缴天之幸，这个历史的不幸只有五六年。七七年恢复的高考使高教重上轨道。大学毕竟不是中学，在当时的中国，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做法，客观上根除了高教的意义。而这一历史的荒唐，起于毛泽东的农民式的理想主义的＂公平＂，造就的是以一代人为代价的最大的不公！对教师，对学员本人，对千万不得提拔的天下学子，对整个社会！

叶老，您身为文革后高考制度的受益者，反而提倡毁灭高教的工农兵学员制度，你这煽情，有病！

翻译可是透着学问。８７年咱第一次当翻译，就栽了脚朝天。翻译的东西很简单，咱一伙留学预备生的英文成绩单。

轮上我当翻译的理由很简单，除咱别人都没正经学过打字，这英文成绩单可是不能要咱手写不是？简单，咱大笔一挥，来了个第一稿。众人过目，格式上稍改，马上就要通过了。

不想唯一的党员哥们不干了，＂这个ＣＣＰ历史是啥？＂＂中共党史呗。＂

这主愁上眉梢，＂美国学校认这玩意吗？＂大伙陪他发了一中午愁，下午云开雾散了，＂咱们翻译成中国历史如何？＂＂有学问，好！＂

翻译稿上了打字机，我开口了，＂这总不是汉唐历史吧？＂党员哥们兴趣不减，＂那就中国现代历史吧。＂这学问还在，听着特水灵。

第一批统一格式的英文成绩单很快由系主任签发了。人多，办公室闹哄哄的。主任大笔一划，呼啦啦，四十张成绩单就到手了。皆大欢喜。

几星期后，党员同志自己又送去一批，大概是想多寄几个学校的意思。主任边签边留览，眼光停在＂中国现代历史＂这门课上，＂你还修过这课？＂口气颇有嘉奖。＂中共党史谁个不修？＂回答也随便。

主任的笔停了，笑脸也凝固了，些时转过脸来已是满脸的严峻，＂这是谁翻译的？谁让教导处批的？无论谁干的都来跟我说说这样翻译是什么意思？…＂

我们全体出国预备生加上教导主任都站在系主任面前，一天过去，主任气还没消：＂难道修过中共党史就那么见不得人？（对着我）你是共青团员，这样翻译已很不该了，（对着党员哥们），你是共产党员，难道也不阻止？＂

没人敢说一个字。我虽说负有翻译打字的严重错误，但有党员哥们在，他颜色比咱团员要惨十分。其他团员都很滑流，脸色上看倒是在看好戏的样子。

什么世道，我灵机一动记起一折报道，问道，＂我们（强调语气）也没多想其实，现在一年级修的好象就没有党史课了？＂主任愣了一下，望向教导主任。＂也不是没有，只是改成中国现代革命史了。＂党员同志抓住了救命稻草，＂就是啊，我们就是那么翻的。中国现代历史不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吗？＂他的这嘴！系主任脸色松弛了些。大家都嘘了口气。

＂你，作为党员，还是要想一想，回去要写一个检讨，你们团员也合写一份。＂得，原来还是不饶。

那个周末，我写了我去国前最后一份检讨。

老刨说的那北大３４和３５楼，当时是众星捧月，可是不得了。数年后，我和师姐在纽约重逢，聊到那两楼，我师姐这么说：你们男生个个臭显。点解？原来每天下午男孩们都会把这楼团团八方围住，球来球往，发展体育运动。结果众淑女出入大感困扰。于是众男孩的一番心意，只赢得这点不屑。

一番话，羞得我赶紧撇清，师姐，咱可没去过呀！言毕，心有不忿，又道：师姐，你不觉得北大男生对你们太过宠爱了吗？师姐那脸一下长了…

最后，请大家和我一起呼口号，“响应亚桂号召，把改造男厕所为女宿舍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

包头六点四级地震，二十多年前就预报过的，好在伤亡不重。七十年代初时，包头就来过地震演习，其实是地震警报。那时家家做干粮，存水，存炒面，不亦乐乎。结果警报解除了。包头有新旧两城，老城离包钢还有十分钟火车，以新城包钢的建筑，大多为砖头楼房，六级地震不应有太大的毁损。到是平房区堪忧。果然，这次伤亡多为这样的住户－农民！真不知这场二十年前就一报再报的六级地震，他们都干吗了？包钢是养我长大的老家之一，此时遇灾，真是让人牵挂。如有募捐，我是会慷慨解囊的。

第一次地震经验是唐山大地震，７月２８日，忘也忘不了。其时震幅到我的另一个老家黄河口，只有五六级而已，可也把人们赶到户外渡过了一整个夏天。那时的随学院下放的校工大都是津京唐人士，又是探亲旺季暑假，或亲见或听说了唐山的惨状。可说是惨不忍闻，从此我得了地震恐慌症。

亲历大地震还是洛杉矶地震，时值凌晨，猫跳过我的脸把我从梦中弄醒，就听厨房的餐具开始叮当大响，木制房子开始呀呀大叫，世界象要塌了似的，末日般的嚎叫着悸动起来，这恐怖的半多分钟的交响乐，直可把人吓煞。接着，电也断了，世界在黑暗中沉寂下来，愈黑愈静。猫不知在什么角落发出一两声哀鸣，表示一下将死的惊怖。那次洛城是震中，震级六点五。

我真佩服我那睡着渡过那场地震的内子，被我拖到地上，还在问我为什么。我们摸出户外待了很久，天上闪电般的地光四面八方一呼一呼的划过。天亮时我们搭上公车，任由它把我们带走，一路上我们才看到了撕裂的墙基，毁坏的橱窗，和安静的住民。那天震后离家的大多是西裔。后来问问韩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他们是盯住天花板渡过地震，然后又返来接睡的。他们倒是洒脱，不由得佩服。我问过我老板有关地光，他学者般肯定的回答让我跌破眼镜，“那是变压器在爆炸”，亏他历经多次地震，连常识都不知道。美日韩的民居大多接榫木制，对地震的缓冲很大，大概，他们也不太在乎只能摇得房子呀呀响的地震。中国农村的土房，可没这么幸运。

那个夏季，我离开了洛城。

鸦说老农舔碗，其实何止老农呢？

早年我在包钢由母亲一手带大，吃的是医院的食堂。几次在食堂里看到老工人抓住倒掉剩饭的小年青，当堂就是一番教育：＂这么多人吃不上你这么好，你还敢浪费粮食？＂小年青好惨，脸色发绿，象刚挨了针青链霉素似的。我问过母亲：干吗老头那么凶？母亲的回答很简单：就是不应浪费粮食。

母亲确实从不浪费。从小，我就习惯了吃完饭，装上一碗开水，把油星都涮下来喝了。母亲的习惯。三年饥荒真的挨过饿，她没有理由不节省；虽然她的工资非常高，是舍命当志愿军换来的本钱。有可能，我们一家也很少上馆子，以至我快二十来岁还一进馆子就无所适从。

第一次自己进馆子是高考结束后和同学们一起爬泰山时。上山前，我们进了一个馆子。七八个人，除了带头的是政工干部子弟，我们的班长，其他都是大学教师子弟。我们都忒嫩，大多头一次兜里揣大钞，心里没底。商量了半天没个结果，最后班长说话了，由他来点菜。

果然是见过世面的大手笔，呼拉上了一大桌菜。一顿好吃，杯盘狼籍，还剩一些汁水，班长拍拍手要走人，＂等会儿＂，一个同学拿起一碟，狼狈地舔得干净。班长愣住了，其他人都是几分不屑地喊叫：不要了不要了！＂别浪费＂，那同学不理，又拿起另一个碟子。我突然想起了母亲，冷冷地，我也拿起了一个碟子…这回大家不说话了，他们的团支书虽然卸任，余威不减。

多少年了，每当其时，想起母亲，我就摆不了这份阔。

台湾人观念有些诡异，说来有时让我气煞。也正因如此，我觉得两岸人士应多多接触，而不是呕气。所以，可爱的四匹才没被小兽修理。

早年在纽约特爱吃韩国餐，尤其是小菜类。那年丈母娘从台湾来，小夫妻俩变著法的讨好，跑到三十四街韩国城接风。小菜上桌，丈母娘叹一口气，说，韩国人哪，就是太穷，没肉吃，才发明了这么多开胃菜。我吓了一跳，真的？可不是嘛！我去过汉城，穷啊。结果我当天消化不良。凡事都降到这么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的理解水准，心里不是滋味。一想到这一套理论用到川菜和湘菜上，那咱中国人可就穷到家了。

丈母娘问我大陆的事，说得我常莫名其妙，你们大陆不是说我们在台湾苦得吃香蕉皮度日嘛？我一挠头，没呀？那大概你还小呢。没再说台湾人民水深火热吧？一头雾水。这时间差太大。

有一次电视上放“爱人同志”，一夥爱人和同志们看得津津有味，结果我拂袖洗盘子去了，临走丢他们一句，破烂电影，就会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也有人看。大陆同志们屁股挪一挪，但没敢多动。屏幕上老太太还在出洋相，收集剩菜腌了备饥荒呢。我就没见过这么土这么绝的大陆老人。

台湾亲戚们常抱怨大陆亲戚不德贪婪，说来吓人。我没见过，总告诉他们，不能一统而论，比如我家就是美国侨属，奶奶送的彩电，父母还是折价人民币送了去孝敬老人家。结果反被当天方夜谭了，回咱一句，你爸爸是教授，当然不同。被噎住了，特生气！后来，老人们去大陆看了一眼，也再没这些抱怨了。

交流不够嘛！这个现状不能长久，对统一不利。四匹的错误，就是那种爱人同志的错误，网共要帮助，但呕气各说各话就不好了。交流嘛，就是达到共识嘛，不能老咬定台湾人和大陆人的界定，就事论事而不因人废言，保证打不起来。说到底，千万别开口闭口，你们台湾如何，你们大陆怎样，一下地理情结就起来了，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也上来了，交流就失败了。

记得的唯一一次见到外祖，是六九年在广州的傧仪馆，隔着一层玻璃，为他送行。他是摘帽右派，以至傧仪馆中的人员脸上都臭臭的。

外祖原是澳门某中学校长，老学究，古籍收藏家。为了一起学生官司，他的中学倒了，家也破了，从而牵居广州。他一生都生活在古文和诗词里，除了同盟会，也没再在政治上发展过。但是，政治却找上了他，为了他的儿子。

大舅血性方刚，曾是宋庆龄民革南方局负责人，为当时国民政府通辑。中共建政，他也进入了政协。五七年，为了打倒他的上司，大舅被作为其左右手先斩掉了，成了大右派。此案一直牵连其父，我的外祖。罪名之一是反对文字改革！

外祖不问世事已久，某座谈会上偶尔言到，文字改革要慎重，反对汉字简化。学者一家之言罢了，却不想为此成了右派。他反对汉字简化，为了汉字的工整和传统，为了他熟知的古文世界。他进了文字狱，心里有自己的文字天地，身外有政府的罪名压制。至死，他没服过。

六九年的傧仪馆，没有花圈，没有娩联，只有管理人员臭臭的脸，亲人们推开他们，冲过去围在棺旁，哭声泪水代替了黄纸魂幡…十年后我再次回去扫墓，只见他的骨灰盒上朴素的写着＂辛亥革命老人＂。

八五年三月中的一天，我在羊城晚报上看到了一折消息，大舅过世了。悼词说，＂他是我党忠实的诤友…＂诤友诤友，二十多年当右派的折磨，为的就是他们父子＂诤＂的几句话呀！对着报纸，我眼泪扑簌簌的就下来了。

樱桃时节，想当年也是我们到猛特利公园练鱼腥掌的季节。那时住在洛城，约一伙暴徒，杀向猛特利公园，拣上一家标有“大虾”字样的餐馆，入座大喊，来上两磅！

些时，大盘上桌，红里透粉的白煮大只虾，旁边一碗绍丝。各位拉下斯文，赤膊上阵，剥下的雪白大虾仁蘸着绍丝往嘴里招呼。不几，碟空，又喊：再来两磅！

如此练功，一手的虾香一晚也洗不掉，号“鱼腥掌”。

我曾经酷爱中亚的咖哩风味。

从前在纽约我住ｓｕｉｔｅ，我的友好邻邦是几个来自巴基斯坦的阶级兄弟。在我们联手用中国酱油和印度咖哩的香风臭气把厨房宣布为领海后，老美就几乎从厨房绝迹了。我们瓜分领土，痛快朵颐。

阶级兄弟们绝对是超贫级的：他们是一群备考住院医生的学生。吃共产主义食堂，一起买东西，两个人做，大家吃。屋里没什么床，几个床垫，白天竖起，晚上放下，最多时有五六个人排排的席地睡通铺。每次走过他们门口，我都要皱一下鼻子，里面总是有一股＂人味＂汨汨的漂出。星期五，那个小房间又成了祈祷的处所，连别处的穆斯林都来加拨。一众人等，对着不东不南不西不北的一个屋角喃喃不已，门缝里散出一缕甜甜的熏香。

他们对我充满了好奇。一伺我偶尔做出异香佳肴，总是揭开我的锅反复研究，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我的锅里有两个硕大的ｐｏｒｋ耳朵。

一年同厨，耳濡目染，我对他们的饭菜日益感到兴趣。巴基斯坦的米饭是要加香料炒过的，一闻，让人食指大动。有时，他们也买来ｐｉｔａ饼，撕破一角夹菜而食。菜肴往往都有咖哩，加番茄，碎洋葱，牛肉和十来种香料熬制。我终于忍不住开口请教了，原来中亚风格也不外如此，什么咖哩酱用油炸香，加碎洋葱炒焦，加碎番茄烧烂，加牛肉或羊肉块，然后是，天呐，是数十种香料瓶子。他们让我一一品一下，还没品完五六种，我就再也记不住东南西北了。

很不甘心的我稍加琢磨，把我能记得的菜谱揉入了东南亚风，加椰子奶，加花生酱，还有少许茴香。当然，肉是一定要用猪肉的。这一比划，味道果然独特。我不禁洋洋得意起来。我吃掉少许，大部留下带下一星期的饭。当我第二次打开我的菜盒，竟愣了一下，难道我前一次就真的吃了那么多？等第三次取菜，我不禁勃然大怒了，那只剩一个空盒了。我眼一转，已明其理，在冰箱上一层，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菜盒，满盛着他们传统的烧牛肉。

我气急败坏地拿着空盒前去算帐。楼道里散着一缕甜甜的熏香，走廊尽头虚掩的门里有喃喃的人声，那又是一个星期五。我走到门口，不禁停下了，半晌，我退了回来，嘴里喃喃：＂保佑你，安拉！＂

随后的一个月，我每次做菜都做一下这道新菜。当然为了保护安拉的信徒们不再吃猪肉，我再也不敢用同样的食盒了。月后，我突然嗅得自己腋下有＂人味＂汨汨的漂出，大惊失色的我几经奋斗，才明白这＂天香＂出处，厨房里也再看不到我照猫画虎地鼓倒中亚咖哩了。

十一年前，北大青年学生教师为了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向全国人大建议把九一八定为国耻日。此举引发了北大九一八学潮。这个学潮先是被政府软骗说是台湾特务捣乱，后是上千学生被拦在南校门铁门外为数十武警把守，还有漏网的三百学子在上百警察押送下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事件波及，唤醒了一代北大人，揭开了我们政府的这付嘴脸！

十年如弹指。还是九一八。还是北大。还是那些单纯的学子。相信，还会是一轮新的觉醒！

话说当年九一八结束，某系党委书记在三教对团员训话，作如是言：任何群众运动，离开了党的领导，都是不能成功的！众人不语，书记于是举例说，五四运动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从此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众人面露讶异。又说，文化大革命就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其必然失败是注定的！我们最近的四五运动，正是因为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才成功了。众大哗。只听书记大声宣告，你们九一八闹事，没有党的领导，是一定要失败的！众人开始退席！

此人后来官居校党委副书记。不能不说本事通天。可是每有提起卖身走狗，我就记起了他！

小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看（偷看）母亲的医书。字里行间常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的激情，特有自豪感。

离家一里有一水库，夏天是小孩的天堂。有一年据说水里查出了二号病菌。打听了半天，竟没人知道这二号病是什么。最神秘的答案是：＂那是霍…，你问你妈就好了。＂母亲可是对我一瞪眼，＂什么病？不要去游泳就是了。＂母亲曾是军医，有纪律。

二号病是什么？两年后就知道了。两个工人从河南疫区出差回来，开始上吐下泻，一化验，二号病。那单位离家就十分钟路。连夜大兵把那个单位包围了，学校放假三天，警告不要人众聚集，不能生吃东西。胆大的跑到那单位的大门口，据说景象就象红灯记里的日本宪兵队似的。

为了深入学习，这回逼母亲说话了，＂二号病＂到底是什么？这回母亲老实了些，＂是一种瘟疫…＂内科医典里有这么一段，＂在毛主席革命医疗路线的领导下，我国于ＸＸ年代就彻底根除了霍乱…等瘟疫。＂一对病证，心里格登就是一下子。

感情是资本主义复辟回潮呀！

那年头流行上山下乡。中学毕业，戴一朵大红花，敲锣打鼓的就把人撵乡下去了。别说，小小孩参加几次欢送会，就对那份欢送的热闹特向往。好象是自己戴了花一样。

回家就对母亲说，＂我将来也要上山下乡＂，母亲象是没听见一样。最后一次对母亲说这话是七五年时，在一次热闹的欢送会后，母亲忽然回答了我的要求：＂不！你要上大学，象你爸爸一样。＂

鹦鹉般地我开始作母亲的＂思想工作＂，上山下乡大有作为呀。母亲沉默了好久竟激动起来＂再不许对我说这种话，听着，你要上学！＂她转过头再不看我，手却不住的颤抖着。

我不理解她，但我却看出了她的伤心，一种沉重也压在我的心上。我再没对母亲说过下乡的事，随着年龄增长，＂上学＂也渐成了我的理想。

文革中后期我曾在内蒙山东两地。到了山东乡下，才有了庆春节一说。民间的庆祝从７２年以后，愈来愈热。但开始时也只是零星的鞭炮而已，后来就是昼夜不断了。春节，中秋两词，我是在山东学会的。

说道元宵，文革时我还真吃过，是在广州亲戚家，算来是在七一年以前六九年后。后来在山东也吃过。这东西口感特别，好记，就和内蒙的二米（大米＋小米）饭，高粱饭一样，吃过就忘不了。但知道元宵的由来，还是歌里唱的，＂正月十五闹元宵＂，民歌风，好象是纪念总理的歌。说实在的，从没见过闹，就是吃元宵时，家人也不说是＂节＂。吃就吃了。

我讨厌透了月饼这个东西。第一次吃，就说这么难吃的东西，怎么能当点心。这第一次吃是在山东，吃的是山东风格混着被母亲当宝贝的广州寄来的什么五仁火腿之类。母亲眼光好，愣分得出这个仁和那个仁，这仁个个辨清了，也花了十来分钟。算是一种品吧。问过为什么要吃这些难吃的东西，答案是中秋，日历上的一个日子。我们还是要上学，穷人没＂假＂。

第一次放鞭炮也是在山东。七二年春节母亲为调动对山东进行火力侦查－探亲。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什么＂窜天猴＂＂麻雷子＂这样的东西。当然，还有老乡推着豆腐敲梆，背着粪桶淘粪，那＂戗菜刀＂和＂冰糖葫芦＂的叫卖都别有韵味，最惊人的，是老乡拖家带口的挨着干打垒要饭！那年春节非常的特别。尼克松访华，我们只得拖延回程，因为全国交通为了这个反华分子，患了重感冒。闲时，把自己捂在被窝里，天然气炉燃着火柴样的蓝苗苗，匣子里传来＂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门缝里就溜进一阵陕北的风。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