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统一意大利
第二章 共和制罗马

第四节 雅典

--政体教科书--
　　希腊的阿提卡地区以雅典为首都，面积2600平方公里，虽称不上沃土千里，但在遍地岩石的希腊，算得上宽广了。付近有天然良港比雷埃夫斯，是个面向海洋的开阔地带。另外此地幸免遭受多利亚人入侵时的劫难，因此在相当程度上保存了阿卡亚人的血统。传说雅典的创建人是推翻克里特暴君米诺斯王的提秀斯。当然与建国伊始的各个国家一样，雅典初期的政体也是王政。

　　在公元前八世纪前后，王政开始向贵族制过渡。它大约是这样的政体：执政官(相当于国家主席)由九名贵族担当，分管内政，军事，司法，宗教等事务，任期一年，另外有由贵族组成的长老会议辅佐政事。而由自由市民(当时被称为Demos)组成的民会(相当于人民代表大会)则似乎形同摆设。

　　进入公元前七世纪，这种贵族制渐渐与雅典现状不合。对于土地所有者的贵族阶层，依靠工商事业强大起来的新兴阶级开始抬头。这个自由市民阶层对于空有经济实力而无法参与国政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同时与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相反，只有少量土地的自作农阶层也加入了反抗的行列。

　　市民所赢得的最初的胜利是公元前620年的法律明文化。贵族因此失去了司法权，而无法象以前那样随心所欲地乱施刑罚，这很像中国春秋时郑国子产铸刑鼎一事。但这点点让步并不能使市民们满意。于是，梭伦(Solon)登场了。公元前594年梭伦著手进行改革，并使用强权迫使贵族认可，这就是著名的“梭伦改革”。

　　梭伦自己既不属于新兴的工商业阶级，也不出身于重债缠身的自作农阶级，而是出自在雅典首屈一指的拥有大片土地的名门贵族。他大概也是一个历史上少有的，有先见之明的人之一。中国有的史书说梭伦是没落贵族靠经商发了财的讲法似不足为信，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梭伦怕很难进的了权力中枢了，这是由贵族制的特性所决定的。

　　梭伦首先制订了救济重债缠身的自作农的政策并使之法制化。农民的债务被大幅度消减，同时废除了以人身抵押债务的制度。这样就禁止了因还不起债而成为债主的奴隶的事的发生。这是古代社会第一个尊重人权的例子。

　　梭伦自身似乎是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他排斥了市民急进派的提案：没收所有私有土地为国有，然后将土地重新平等分配。雅典差一点就进入共产主义了!对此，梭伦这样写道：

　　“我们给了市民们适当的名誉。我们不剥夺他们已有的权力，但也不再新加任何权力。”

　　但是，梭伦进行的改革的最大著眼点是政治改革。他首先进行了人口调查。根据人口调查的结果，制订了个人的权力之大小与其所拥有财产成比例的政策。我们不妨称之为财产权力制。也就是说有钱就有权，钱多权力大。现在的人多会认为这是岂有此理。

　　但这要比非贵族者不得参与国政的贵族制无疑是一巨大的进步。‘出身是无法选择的，重在财产收入’嘛。其实，看看各等级的权力与义务，这个制度还是合理的。

　　梭伦依财产多寡将雅典市民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级财产最多，无产的市民则构成第四等级。

　　首先，各等级的义务。第一，第二等级有义务提供骑兵兵役，自备军备，军装，马匹。第三等级有义务服兵役，并自备军备军装，但不需提供马匹，因此比第一，第二等级经济负担较轻，这个等级的人负责提供重装步兵(有盾，盔，甲，剑)。大概人数上第三等级最多吧，因为那时军队的主力是重装步兵。第四等级有义务提供轻装步兵(自带棍棒)或舰队乘员(不用自备军备)。

　　其次，各等级的权力。第一，第二等级可参与政府要职，第三等级可做行政官僚，第四等级只有选举权而无被选举权。

　　在地中海世界里，率先实行的“梭伦改革”使雅典从贵族制脱颖而出，令后人一提起城邦国家就立刻想起民主政治，虽然那时的民主概念与现在不尽相同。梭伦就这样迈出了雅典起飞的第一步。 　　但是，因改革而获益的人总是追求进一步的改革，这是改革宿命，梭伦的改革也没能逃出这个宿命。

　　在第一次植民运动中，移居到小亚细亚西岸的雅典人通过经商比雅典先富了起来。雅典于是受到了来自东方的刺激。而“梭伦改革”更使虽非贵族而有财产的人有可能进入权力中枢，这在改革前只是梦想。尽管“梭伦改革”所重视的财力只限于农业的收入，但这一切都无法不使雅典市民对财产的想法发生变化。雅典有天然良港比雷埃夫斯之便，随著通商的发达，雅典人从以往的向土地、不动产投资，转向了投资海运和通商业。本来希腊的土地贫脊，投资土地远不及投资海运和通商业发的快。 　　通过海运和商业发了财的雅典人，对以不动产为基础的现雅典的体制是不会满足的，不满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当然也没人有勇气立刻从正面向梭伦的个人权威挑战，因此问题没有马上表面化。但梭伦引退后不久，这种不满就爆发了。

　　不幸的是，雅典不存在能将这种爆发力转化成秩序的人，于是这种爆发只产生了权力的空白，就是说陷入了无政府的状态。想想邓之后的中国，真不知会如何。

　　雅典政体的变化简直就是一本教科书，她向我们展示了所有可能的政体。这次，雅典选择了独裁制。

　　厌倦了无政府状态的混乱和无止境的政权斗争的雅典人，现在唯一的想法是只要恢复秩序，其它怎样都行。但他们自己又不具备这个能力，便寄所有希望于一人身上：于是独裁出现了。

　庇西特拉图与梭伦同样出身于名门贵族。但这个名门贵族并没将自己的权力基盘放在贵族阶级里，而是放在被称为民主派的新兴阶级里了。由工商业者构成的这个新兴阶级，比土地所有者的旧阶级对经济的发展更为敏感，而且深知政治的安定是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

　　庇西特拉图于公元前561年第一次实行了独裁，但很快被他的反对势力组成的统一战线所驱逐。15年后，吸取了第一次失败的经验，庇西特拉图于公元前546年以武力重返雅典。此后20年，他至死都将雅典置于其独裁之下。

　　政体的变迁可从教科书上学到，而各政体的好坏，有时就会和教科书不一样了。庇西特拉图独裁二十年，不止给雅典带来和平与秩序，还带来了经济上的空前繁荣。就在这个时期，阿提卡地区产的陶器开始垄断了地中海的高级陶器市场。

　　庇西特拉图的外交也与雅典的“经济时代”相呼应。他将军事的重点放在海军。为确保爱琴海的制海权，他占领了一些重要的小岛和地区，雅典的势力扩展到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西岸。对于无法征服的希腊的其它城邦和波斯帝国，庇西特拉图则努力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为弥补第二次植民时向东方的发展不足，他在东面建立中转站，致力于振兴发展与黑海周围诸国的通商。在国内则致力于开发矿山事业。

　　但是，独裁政的优劣完全取决于独裁者个人的才能与性格。雅典市民虽然认可庇西特拉图的才能，服从他的独裁，却无法忍受他的接班人-独裁者的儿子们的暴政。公元前510年，雅典的贵族在斯巴达的支援下推翻了独裁政权。

--民主政的建立--

　　推翻了独裁政权的雅典贵族们和他们的后台都以为这次该恢复贵族制了。不料贵族的领袖克里斯梯尼不作此想，他认为雅典的现状不适合复活贵族制。

　　庇西特拉图二十年的独裁带给雅典以和平和秩序，使经营工商业的雅典市民的经济势力空前提高。雅典的经济中心已明显地从农业转向了工商业。在这种状况下恢复以土地所有制为经济基础的贵族制，也太无视现实了。

　　这时的克里斯梯尼不仅完全恢复了梭伦的改革，而且“将体制改革的更加民主”(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哲学家)

　　克里斯梯尼(Cleisthenes)的改革首先从行政改革著手。

　　他将城邦国家雅典的领土-阿提卡地区-一带分成三个区域。首都雅典市和海港比雷埃夫斯(Piraievs)一带为第一域，沿海为第二域，内陆为第三域。每个区域再划分为十个小区，而每个小区内依人口多少再分为五十个左右的“居民区”。据说这样的“居民区”在整个阿提卡地区有一百五十到一百七十个。这种“居民区”便是城邦国家雅典的生活基础。而在雅典独执牛耳的四大贵族家族，则以抽签方式被分散到各个区了，从而消弱了贵族家族的血缘联系，等于断了他们的龙脉。

　　这项改革实施后，雅典市民的姓名便以本人名.父亲名.所在“居民区”名的顺序形式为正式姓名。这样就完全消灭了家族，门第的名称，排除了氏族贵族的传统势力。这就是为什么克里斯梯尼的改革被认为是民主改革的缘由之一了。

　　另外，在雅典全国划分行政区，其结果是分割切断了贵族的所有地，这就摧毁了贵族阶级的经济基盘，破了人家的风水。克里斯梯尼的改革是历史上第一个因行政上的目的而将国土分割的例子。 　　克里斯梯尼也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革。梭伦改革被称为财产权力制(或曰财权制)，而克里斯梯尼的改革则产生了民众的体制，被称为 Demokratia:demos-市民，kratia-主宰支配；既现在的democracy。城邦国家雅典终于在公元前六世纪末实现了名付其实的民主制。

　　首先，民会的权力得以强化。二十岁以上的雅典市民(男子!)都有权力参加民会。另外与罗马不同的是，雅典民会实行一人一票。

　　民会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每年召开数次。是否开战，是否缔结和约，从与他国的同盟关系到政府首脑的选举，全由民会决定。

　　克里斯梯尼保留了梭伦改革所划分的四阶级，但收入不再限于农业收入。因此工商业阶层的发言权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克里斯梯尼还设立了象现在的人大一样的机构，被称为五百人议会。五百人议会的议员由各区以抽签方式选出，每区五十人，三十岁以上的雅典市民有资格参加。议员的当选与否，与其出身、财产和才能完全无关。五百人议会每月召开数次，处理日常政务。连每次议会的议长都由抽签方式产生。

　　克里斯梯尼又将梭伦改革时的九人的政府最高职员(相当于现在的内阁)增加到十人，任期一年，由民会选举产生。

　　最精采的是“陶片放逐法”的制订。市民如果认为某人的权威权力将会威胁到雅典的安全，导致独裁的话，可将自己所不信任的，有独裁野心的人的名字写在陶片上，进行投票，过半数的话，也有学说认为是需达到六千票，便可将此人驱逐出境十年。这显然是一种自净体系，是为防止独裁而制定的。有趣的是，雅典市民依此驱逐了野心家也驱逐了对雅典非常重要的人材。

　　但是，陶片放逐并不包括剥夺政治权力(市民权)，也不会抄了被驱逐者的家，财产不会被没收。更不会被“踩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只是得在国外住上十年。十年过后还可回到雅典，甚至还有可能再次被选为“内阁”成员。看来这个制度的目的是在于给头脑发热的人和他的支持者十年的冷静时间。大概雅典人认为充分冷静头脑需十年吧。

　　说来说去，这时期在希腊诞生了世界史上第一个由普通市民直接参与国政的政体，后人称之为“直接民主制”。

　　当时雅典的有权人数，既成年男子人数大约是三到四万。能经常出席市民集会的人数约一万，其他则因离雅典路途遥远，或到海外经商办事而无法出席。

　　但一万也不是小数字。不难想像，雅典人特有的旺盛的独立心和热中辩论的性格，每每使得议事进程十分缓慢。而且一万人是否都有政治判断能力，后人也无从得知，事隔2500年，这事留给专家门去考证吧，我们还是来欣赏一下关于陶片放逐的愉快的故事。

　　陶片放逐法制订后不到二十年的一个陶片放逐投票日，雅典政界名人阿里斯德岱斯(?)来到会场。这时有一个从远离首都的地方来的男子拍了一下阿里斯德岱斯的肩膀说“对不起了您哪”，说著递上一枚陶片，“麻烦您老给写上阿里斯德岱斯的名子，俺不会写字。”阿里斯德岱斯平静地问“这个阿里斯德岱斯作了什么坏事?”那人摇摇头“谁知道呢，俺都不认得他，只是满世界的听人说他是个大人物，正人君子，弄得俺特腻歪。”阿里斯德岱斯没说二话，在陶片上写下自己的名子后还给了那人。那年，阿里斯德岱斯被从雅典驱逐出境。

　　可是没过三年，阿里斯德岱斯又被雅典招回。给他平反的原因是波斯人的大军打了过来，雅典需要人去“团结抗战”。于是阿里斯德岱斯协助总司令特米斯托克利斯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当然，抗战的第一功臣特米斯托克利斯不久也成为陶片放逐法的牺牲者。这个制度导至了许多违反雅典利益的决定，于公元前417年被废除，大概雅典人也意识到这个制度的缺陷了。

　　在雅典，不管市民如何无知，他们的权力都会受到完全的尊重。但没有市民权的人是完全没有参政权力的。当时在雅典住有许多非市民，他们是外国人和奴隶。外国人来自许多国家但大多数是希腊人。他们讲希腊语言，信希腊宗教，有希腊人的性格，总之与雅典人并无区别，只因出身于雅典之外而无法取得市民权，受到歧视。在雅典，父母须有一方是雅典市民的人才有市民权。到了后来伯里克利时代(Pericles)，雅典变得更加封闭，要父母双方都是雅典市民的才有市民权。

　　令人意外的是这种封闭倾向不只有雅典存在，而是普便存在于整个希腊社会中的。无论在雅典生活多少年，甚至生在雅典死在雅典都无法取得其市民权。这不仅与罗马的开放性成鲜明对比，也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的情形不同，甚至与雅典在其经济文化领域的自由化程度相比也令人不可思议。

　　苏格拉底说过祖国的法律既使是坏的也要尊守，因此他拒绝了让他逃亡国外的劝告，而被处于死刑。同是哲学家的亚里斯多德则毫不理会雅典法律，轻快地溜了。对苏格拉底来说雅典是他的祖国，但对不在雅典出生的亚里斯多德来说，哥们没那个义务殉雅典之法。中国人似乎没有苏格拉底的那种以身殉祖国之法-无论好坏-的勇气，或曰那是匹夫之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想法更对国人的口胃。

　　在开放性这一点上，罗马也选择了与雅典不同的道路。“没有任何比同化被征服者的作法更能使罗马强大了”希腊哲人普鲁塔科斯(?， Plutarchus,46AC-120AC)说道。罗马康慨地把平等的市民权授与了被她征服了的民族。可是，既使在当今世界，外国人与市民交纳同样或更多的税金，不但没有被选举权，连选举权也不承认的国家并非少数。中国似乎是不给外国人这个权力的，美国和日本也是如此。

　　希腊与罗马的另一不同是对待奴隶的方式不同。希腊的奴隶除了极个别的例外，注定终身为奴。而罗马则有奴隶解放制度。这是一种或用存下的钱赎回自由，或在长年辛劳之后，象退修金一样的被授与自由的制度。而获得自由的奴隶被称为解放奴隶，其子孙可获与罗马自由市民完全一样的市民权。 　　城邦国家雅典创建了人类史上的第一个民主制，这个体制一直到公元前五世纪。

　　斯巴达与雅典一样，是希腊的城邦国家的代表之一，她实行的是怎样的体制呢?这不只是政治问题，因为选择怎样的体制是与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密切相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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